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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作家協會主管

從小說到電影,在針對女性的無處不在的檢視下—— 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:用微小碎片映照了一個宇宙

來源:文匯報 | 柳青  2019年12月31日07:52

電影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劇照

“一個在網絡空間討論的話題,犯得上寫成一本書么?”這種觀念的存在,恰恰驗證了《金智英》呈現的內容:女性要面對的“偏見”不是特定的一個人、一件事、一個家庭或工作場所,而是宛如空氣一般,針對女性的檢視無處不在。

2019年韓國現象級電影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(以下簡稱《金智英》)掀起的風暴已無需贅述,對韓國乃至東亞女性“受規訓的一生”的討論如星火燎原,蔓延了社交網絡,從小說到電影《金智英》不是掀起這個議題的起點,更不會是終點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小說文本讓文學從美學的斗獸場回歸了它的“交流生命經驗”的使命,以微小的碎片映照了一個宇宙,嘈雜普通卻無處不在。

耐人尋味的是,小說出版和電影公映時,一直存在著一個頑固的“理(性)中(立)客(觀)”的聲音,認為原作小說的文本太差,夠不上文學的級別?!耙粋€在網絡空間討論的話題,犯得上寫成一本書么?”——這種觀念的存在,恰恰驗證了《金智英》呈現的內容:女性要面對的“偏見”不是特定的一個人、一件事、一個家庭或工作場所,而是宛如空氣一般,針對女性的檢視無處不在,哪怕是“講述”這種行為本身,都要被挑刺“技術不行,修辭太差”。捍衛《金智英》的讀者會說:書里的內容能夠被寫下來,已經夠艱難了!這是實話,但這種辯護仍然是露怯的。

放眼世界范圍,這些年女性寫作的成果能讓男性同行和讀者顫抖:波蘭作家托卡爾丘克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,布克獎50周年大選,讀者的票數集中給了英國作家萊夫利的《月亮虎》,阿特伍德的《證言》和埃瓦里斯托的《女孩、女人及其它》分享了2019年的布克獎。也許,趙南柱和《金智英》無法成為上述列舉對象的同類項,因為按照約定俗成的評判度量衡,《金智英》里欠缺復雜的技巧和完善的修辭。然而,《金智英》的“簡陋”和“笨拙”引發了關于敘述、關于寫作的一個核心命題:文學的呈現,存在著“唯一合法的標準”么?世界不斷變化,“文學”的操作方式和評價體系怎么可能維持一種虛無的“永恒”呢?

托卡爾丘克在不久前領獎時的演說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:敘事是權利,更是權力,如何敘述這個世界具有重大的意義,這個時代的人們面臨的重大問題在于,陳舊的敘述既不能呈現現實,也無法想象未來。如果把趙南柱的寫作、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出版僅兩個月后選擇自殺的林奕含的痛苦命運,以及托卡爾丘克的演講并置,一幅清晰的關于“寫作”的圖景會浮現。

對比《金智英》遭遇的專業挑刺,《房思琪》在專業層面是被一面倒叫好的,林奕含在寫作的起點上,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寫作者,哪怕是掌握著評論話語權的男性權威都無法否認,《房思琪》呈現了現有文學評價標準下的完善優雅的技巧,它在修辭層面難以挑剔??墒?,“完美的天才少女”林奕含在去世前八天曾接受采訪,在那次內容苦澀到讓人不忍心看下去的對話中,林奕含問觀眾、問同行、也問她自己:藝術是不是巧言令色?身為寫作者,藝術的欲望是什么?當她把創傷體驗以“工筆”寫下時,她意識到自己的敘述方式、她對審美的自覺,竟然都來自那套規訓方式,最終一種“被修辭所包圍的屈辱”壓垮了她。

文學從語境中來,語言和思維從來不是抽象的、脫離世界的。托卡爾丘克在《溫柔的敘述者》這則演講中,反復地探討著:有沒有故事可以超越沉默寡言的自我藩籬,去揭示更廣闊的世界,有沒有故事能從遠離中心的角度看待問題?她說:“一個新的敘述者,不是語法結構的搭建者,而是能夠囊括每個角色的視角,有能力跨越每個角色的視野,看得更廣,忘卻時間的概念?!?/p>

正如林奕含的“工筆”本不是她的錯,趙南柱在《金智英》中的“不工”也不該成為被貶低的理由,這種白話式白描式的寫作,構成了一種質樸的反抗?!督鹬怯ⅰ愤@個文本讓文學從美學的斗獸場回歸了它的“交流生命經驗”的使命。作者誠實地講述著故事,賦予微小的碎片以存在感,這些碎片映照了女性的經驗、生存境況和記憶,在簡樸的講述中,文學找回了它的寓言屬性——在嘈雜的世界中,金智英的聲音找回了她的輪廓,她既是一個生活在特定時代和環境中的人,但她的形象也超越了具體的物質背景和細節,成為“無處不在的普通人”。

《安徒生童話》里有一個故事,一個被扔到垃圾桶里的茶壺講述它遭遇的殘酷經歷,繼它之后,別的被拋棄之物也逐個開口,這些“廢棄品”的默默無聞的講述,最終匯成奔涌的史詩?!督鹬怯ⅰ返膬r值就在于此:她嘗試著進入了這個“茶壺的世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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